永远的“水工”

无奈，无奈

　　自懂事起，就知道有一种爱叫父爱，有一种精神叫挚着，拾掇父亲的点点滴滴，一行热泪潸然而下。

　　与其说父亲是水工，压根儿就是一位渠道放水员而已。身材魁梧的他曾经像一座大山驮负着我们这个家庭，结满厚厚老茧的双手和满脸的皱纹刻写着岁月沧桑，浑浊的双眼闪动着对水太多的灵感。

　　解放前，父亲在地主家打长工专门负责车水，解放后成了公社机船戽水员，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毛遂自荐成了一名最基层的“编外水工”。虽然一年仅从大队领到几十元工资，虽然工作是那么的辛苦和单调，但他仍然义无反顾而毫无怨言，水渠和家两点一线一干就是几十年。虽然父亲只上过几年私塾，但从水车、戽水机甚至电动机均能娴熟地排除故障。每到黄梅季节，他总披着“鱼肚白”出门，踏着晚霞余辉归来。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豆大的雨点砸在瓦砾上“啪啪”作响，父亲扛着铁锹出了门，母亲十分心疼，可他一脸的严肃：“秧田水快放满了，现在又下大雨，不赶紧堵积水就漫出来了，要白白浪费多少水和电呀！”

　　也许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对水有独特见解，或许对水有特殊的感情，只要与水搭上边的活他总抢着去干。金坛地处太湖流域湖西腹部地区，素有“洪水走廊”之称，当时狭窄的丹金漕河是洪水主要通道，解放前是大雨大涝、无雨则旱。1932年，金坛遭遇百年一遇旱灾，钱资荡中央干裂，乡亲只需穿着布鞋就能越河而过，爷爷曾用铁锹挖出一条乌鱼。1960年代，父亲参加了“运粮河”拓浚工程。1991年金坛遭遇百年一遇洪涝灾害，立新圩公路旁筑起了1米多高的坝埂，放眼望去是一片白茫茫肆虐的洪水，虽然不是父亲的份内事，甚至大坝有随时倒塌的危险，但在倾盆大雨与电闪雷鸣中，父亲和村民一道扛草包、筑坝埂，雨水和汗水交融在一起。洪水过后他又参加了建国以来金坛最大的河道拓浚工程———湟里河拓浚工程，机声隆隆、红旗飘扬的施工现场总闪现着一位老水工的身影———父亲。

　　如今，母亲在乡下老屋仍保存着一口大水缸，不过并非用来盛水，母亲把它放在庭院里，在里面栽了一棵桂花树。她说，看到水缸就想起父亲。水缸是父亲七十年代花一担稻钱从街市买来的。水缸陶罐的，外表逞亮、深红色，高一米多，上口直径一米多，能容纳十几担水。水缸是父亲的老朋友，他每隔几天就要擦拭一次。小时候，我们经常看父亲从乡间小河里挑水倒进水缸，一次挑十多担能吃上二三天。水缸清澈见底，我们喜欢围着缸沿，看父亲一桶一桶地往里面倒水，然后争相做着怪脸，把头伸进水缸来个“小牛饮水”。父亲见状总是疾言厉色，看着懵懂的我们语重心长地说：“嗨，不要把水弄脏了，不要以为现在这水不要用钱买，总有一天会花大钱买的。这道理，长大以后自然就明白了。”虽然屋后就是一条小河，可父亲仍然在厨房里备了一只泔水桶，他说：“这废水不能直接倒进小河，如果大家都这样，这河岂不成了垃圾河？”父亲用一言一行诠释着“水是生命之源”的深刻涵义，把淘米水、洗锅水用来喂猪，洗脸水用来洗脚，然后倒进废水桶，再倒进废草地。

　　儿时，丹金漕河从村边穿过，水清澈见底，鱼虾成群，水可直接饮用，而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工业的崛起，水色逐渐黯淡，父亲闪烁着深邃而又充满忧虑的目光，沉重地说：“现在排污企业真作孽喔，日夜非法往河道排污这水怎么会不脏呀，如果再不治一治，子孙后代哪有水喝？”

　　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对水有深厚的感情，有着独特的理解，同时对日益严重的水污染也有着深忧远虑。父亲是那个年代勤俭节约的代表，也是最基层水工的原形，也正是有无数像父亲这样平凡而普通的水工才托起现代农村水利的宏伟基业。他们虽然有的是普通放水员，有的是小集体排灌员，但他们却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一名最普通水工的职责，长期从事着最基层的农村水利工作。他们有的默默无闻而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有的徘徊在贫困生活边缘，有的在“小农水”改制中下岗，他们热切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同与帮助。

　　父亲在一个深冬的夜晚驾鹤西去，虽然没留下任何财产，但他的一言一行却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终身受用。父亲是一名最基层的水工，但他有山的沉稳、海的博怀、水的清澈。重读父亲，一颗激动的心难以平静，我又信心百倍，因为父亲的爱指点着我不迷失方向。





作者：蒋建君金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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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