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到江南赶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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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又绿江南岸”,每到这个季节，金坛各处的集镇就活跃起来了。赶集的人像潮水似的，从这里涌到那里；集场上的摊铺像长龙似的，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

　　记得老一辈人说过，解放前，在我故乡邻村的前亭庙集场十分壮观，远近九九八十一个村都兴赶这个集。逢到集场，在庙前的场子上都要搭台唱三天三夜大戏。村内庄外，家前屋后，从巷口弄堂到田畴阡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小孩看那些耍把戏的、玩木偶的、放西洋景的，可以站在那里半天不动。旧时的集场，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迷信色彩，名为赶集，实际上不少人是冲着庙里的菩萨，来烧香磕头祈求福祉的。按照乡间的习俗，到集场上挤挤可以挤掉身上一年的晦气。所以，即使春耕再忙，人们都要赶集，这里面有做买卖的，有购农物的，有买日用品的，有走亲访友的，但多数还是上集轧闹猛的。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集场，没有现在的气派和奢华。那时，我家住在邻县的一个小镇上，整个小镇，就那么东西南北4条青石板街，店铺大概只有几十家。逢到集场，店家们就把货物摆到门口的摊板上，两溜摊板中间只留了一条仅容四五个人并排通行的甬道。那时候，集场招待客人很是随便。我家里来亲友时，中午饭也只是比家常便饭稍微丰富一些，常见的就是毛笋烧肉、韭菜炒螺蛳、炖鸡蛋、河蚌豆腐汤什么的，所有的菜一律用蓝边的碗端上桌，不像现在冷盘、清蒸、白煨之类的复杂，酒水基本上都是从店里打来的。那时候不比阔气和排场，也比不起阔气和排场。

　　我赶的最差的一次集，恐怕要算大跃进年代的一次了。当时，我在镇上读小学，有一年，前亭庙集场正好是星期天，我乡下的寄娘（干妈）叫我去赶集。我兴兴冲冲去了，中午吃的居然是用饭票在大食堂打的胡萝卜饭，饭桌上闻不到一点荤腥味。那时，我在街上是居民户，虽然也常常吃不饱，可这种胡罗卜饭还真没尝过！所以，第一次吃觉得蛮新奇，一下子吃了两三碗。事后我才听人说，那一顿饭，竟把寄娘家几天的饭票都吃掉了。

　　“文革”中，集场还成了政治斗争的战场。那几年，每逢村子周围有集场，生产队就放假，把“四类分子”集中起来，给他们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挂上沉重的大木牌，在他们的前胸后背贴上大字报，然后由红卫兵牵着他们，在集场上游斗示众。

　　“文革”后期，集场也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各级地方革委会都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想尽了各种办法要把集场铲除掉。他们不准挎鸡蛋篮子的、挑芦帽竹器的、扛米面袋子的、拎鱼虾篓子的以及一切带了农副产品、手工制品的人进街，说那些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狠狠痛割的。到了集场上，看不到满面春风的笑脸，看不到琳琅满目的地摊，耳朵里，充斥着一遍又一遍声嘶力竭地揭露集场“十大罪状”的高音喇叭声。在那个年代，集场萎缩了、衰败了，像深秋即将凋落的树叶一样，在萧瑟的秋风中抖动着、飘零着……

　　改革开放以后，江南农村的集场又红火起来。尤其现在的江南集场，是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但赶集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过去小农经济时代，乡村物质匮乏，交通又不方便，就有了集场这种形式，供农民们大规模购买农用工具和生活用品。如今，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交通顺畅，乡镇上到处是商店，农民平时需要的东西在店里都能买到。所以，集场的意义也就逐渐弱化了，赶集已变成了农家的一种节日，主家招待的规模甚至超过了春节，各方亲友欢聚一堂，哪怕不熟识的人都可以坐到一个席上吃饭，其乐融融，其情悠悠。（作者单位：金坛市第四中学）





作者：黄生龙

风中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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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那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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