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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你在北方的寒夜里穿着秋裤,我在南方的艳阳中披着短袖。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对于诸如是叫土豆还是马铃薯、西红柿还是番茄、番薯还是地瓜的问题比比皆是,当然也少不了各地对于本土方言的争执。 中国方言的分布大概有7大方言区:官话(北方)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 作为南方的代表福建省,其方言之复杂程度,个人认为可以完爆其他省份。 在2007年的国际认证 ISO 639-3 国际语种代号的编制中,国际标准化组织把汉语分为13种方言,闽东方言、晋方言、官方言、莆仙方言、徽方言、闽中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吴方言、粤方言。 其中在福建存在的就有6种:闽东方言,闽中方言,莆仙方言,客家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 所以有说福建“一寸一口音”。 而北方省份中,方言品种虽然单一,覆盖面却大得吓人。除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一统天下。 北方方言虽说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不很大。 佟湘玉掌柜的陕西汉中口音 比方说,都没有浊塞音、浊塞擦音,没有b、d、g、m四个辅音韵尾等等。也就是说,腔都差不多,就是调门不大一样。区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个调就行了。 南方那边呢?就复杂多了。即便广东一省,就至少有三种方言:属于粤语的“白话”(广州话)、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和梅县一带的客家话。 南方方言不但调不同,连腔都不一样。比如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起来,怎么听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 南方人呢?说什么的都有,七、恰、夹、塞、噎、携,反正不是“吃”。北方人听南方话就跟听外语似的,恨不得找个翻译来才好。 那么,为啥“北方方言”比“南方方言”更容易听懂? 因为现在的普通话便是 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的方言,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 《老炮儿》的北京方言 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官话”,“官话”也就逐渐成了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用的“共同语”。 另一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品,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这样,北京话就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已经形成。 北京话本身的影响,加上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从而使得北方方言更容易被听懂。而南方方言一直以来没有官方地位,所以相对来说难度更大,更难听懂。 我们之所以觉得北方方言差别不大,是因为我们是站在北京音系的视角在查看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忽略了参与分区的人都懂普通话这个客观因素),不是站在共祖的视角上观察,更不是站在恰好进行了500个音变的某方言的视角上看问题。 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换成南北之间的江苏南通话作为参照,那么说不定,北方方言或南方方言一些点跟这个作为参照的方言点的音系差别是相等的。 这里有个小插曲,据说民国初期,很多议员来自广东,提出用广东话来做官方的标准口音。孙中山不同意,最后决定用北方的官话作为政府的官方语言。万一国父大人当时一点头,那么我们现在的国骂就得是“丢嘞老母”了。 所谓「官话」就是历代官方订定的通用语言。北方地势平坦,加之频繁的区域冲突,人口流动与融合也更多更频,所以自古经济中心与行政中心就偏北,于是北方便能有较为统一的通用语言。 而南方山川阻隔,少数民族众多,偏于一隅,语言上自古多有地方色彩,语言有很重的民族色彩。历史上汉民族有过几次大规模南迁与民族融合,每一次都带去不同时期的北方口音,散布在南方各地,于是形成了如今这种差异化的口音。 我们现在的普通话应源自满清的官话。满族入北京,学习汉语,所以满族的老家东北口音和普通话极其相似。 当然,对更多人来说,方言最大的影响是,在菜市场跟大妈讲价的时候,能理直气壮地用本地方言压价。 虽是文化人, 但 绝不能吃这个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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