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学游泳难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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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生以来,我就买过一条游泳裤，而且，是在物质最匮乏,生活最贫困的学生时代买的。这条游泳裤，陪伴了我大半辈子。穿着它，我学会了游泳；穿着它，我陪伴我的两个儿子学会了游泳。在40多年前的乡村，一个普通的青年，能够穿一条游泳裤游泳，那确实是很时尚、很时髦、很引领潮流的。每每想起这条游泳裤，就情不自禁地让我想起两件刻骨铭心的事情。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游泳爱好者，他曾多次畅游长江，并写下著名诗词《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诗词极具豪情。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横渡长江之后，“7·16”也被确定为毛泽东畅游长江纪念日。8月17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中指出：“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中成长，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他还说：“游泳是同大自然做斗争的一种运动。”想当年，毛主席的这个最高指示一发出来，举国上下就沸腾起来了，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全民游泳”的热潮，游泳就这样与政治紧紧挂上了钩。在那个特定时期，游泳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健身运动，而是上升到了表决心、表立场的政治高度。

　　就在那股声势浩大的热潮中，我也一反常态，融入到浩浩荡荡的游泳大军中。为了学会游泳，我花了近两天的伙食费，买了一条墨绿色的粗布游泳裤。当年，由于学习游泳的场所在练湖，离我读书的学校有三、四里路，再加上人数多，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之后，我们学校就整队出发了，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过老西门大街。穿过林荫大道，就来到了闪银耀金的泱泱练湖。一刹那工夫，湖面上就像漂了无数的彩球，成百上千号人像水中蛟龙，在水里“兴风作浪”，练湖还真成了《三国》里“练兵的湖”，成了无数少男少女们欢乐的海洋了。在练湖，我先后学习了两个多星期，初步掌握了游泳的要领，在湖边我也会蹬两脚了。尽管，我的姿势不美，正宗的“狗爬式”，尽管距离不远，头二十米的样子，但毕竟不算是“门外汉”了，我引以为豪。

　　其实，在江南水乡，河沟交错，湖塘密布，到处都是天然的免费浴场，在青少年，尤其是男性中，不会游泳的“旱鸭子”、“铁秤砣”寥寥无几。要么，就是“惯宝宝”，是家长把他们“顶在头顶上怕摔下来，含在嘴里怕咽下去”的那种，家长管得严，整个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然而，我早先也是“旱鸭子”、“铁秤砣”，但我却不属于这两种人。

　　我不是胆小如鼠的人。小时候，我在邻县小镇上应该说是名闻遐迩的“风云人物”，人称“孙猴子”。一是我长得瘦小、一身排骨。村上的老人们都说我是“吃米心，长鬼精”的家伙；二是我顽皮。虽然，我在学校里读书不用大人们操心，但到了节假日，街头巷尾、田间阡陌就成了我“大闹天宫”的世界了。划连叉，笃一字，常常玩转一条街，有两次把新做的裤子都笃破了。有时候，一放学，我就背着书包径直来到住在后街的同学家门口的晒场上，找两张“骨排凳”，一根长竹竿和几块“八五”砖，一副跳高架子的材料就备齐了。然后，把长竹竿架在两张相距不远的凳子上，几个小玩伴就像从笼子里放飞的小鸟，在场上又蹦又跳，欢呼雀跃。说来也怪，过去我们那样肆无忌惮地在外面疯玩，还从来未有一个人把身上弄得伤筋挫骨。或许，那时候的小孩没有现在的金贵和娇养吧。除了这些，我还常在十字街口、四桥背上舞金箍棒、顶鸡毛帚，在骄阳似火的三伏天，一个人在篮球场运球、投球，以致被撑伞戴帽的路人骂作“不要命”、“没得魂”。更不要命、没得魂的，是在大跃进年代的一天下午，我在家把玩父亲单位上发给他“除四害”用的野鸡枪，一不小心走了火，“砰”一声，把家里的门打了一个洞。

　　在家里，我排行老大，不是父母特别娇惯、看管的人。我上面曾有一个姐姐，生下不久就夭折了，按理说父母是应该十分宠爱我的。但是，我的父母没有这样，尤其是我的父亲，他从来不把对孩子的爱写在脸上，讲在嘴上，也从不强行要求我这样做，那样做，一切顺其自然。所以，除了管吃、管穿、管做人规矩，父母一般不过问其他的事。从小，我们就很自由、宽松，除非我为了玩惹了祸，譬如说把短裤撕豁了，玩野鸡枪走火了等等。

　　然而，我为什么到20岁那年才学会游泳呢？这就是我要说的关于游泳的第二件事了。

　　我记得那时候自己大概读小学三年级，五、六月份的光景，天气已经很热了。每天放学，我趁到街外割兔草的机会，总与几个玩伴到大塘里洗冷水澡。由于刚刚学游泳，我都是在塘边上扑腾。学了两天，玩伴开始用一只手托住我的下巴向前划水，划了几步，玩伴一脱手，着实让我喝了几口水，鼻子里呛得几乎要冒烟。好在那时候大塘里的水碧汪清澄，玩伴们跟我说学游泳都是这样的，喝几次水就会了。正当我对游泳兴趣盎然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发生了变故。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的班主任王仪凤老师到我家隔壁青货行（那时小镇没有菜市场）的肉墩头上买肉。当时，我刚从家里出来准备出去玩，被她看见了，一下子喊住了我。她问我：“昨天放学之后，你做什么的啊？”我脱口而出：“割兔草啊。”“还做什么的？”我不知道王老师还要追问一句，心里想，不好了，恐怕洗冷水澡的事有人告发了，我不敢再瞒了，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洗冷水澡了。”“多少人洗的？”“多了，都不是我们班上的。”“那么，这样做好吗？”“不好。”“那你以后还这样吗？”王老师一连串的反问句，让我猝不及防，不得不老实认错：“不了，以后再也不了。”“好，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就这样，从那以后的九年时间里，我再也没有敢背着老师去下过一次水，学习游泳。

　　那时候的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是皇上；那时候老师讲的话，在我稚嫩的脑子里就是圣旨。之后，我也从事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但是，从“马列主义的第一张大字报”，到黄帅造老师的反，到张铁生交白卷，中国两千年的传统教育思想，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教育思想，都被全盘否定了，都被当作大毒草连根铲除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式。然而，“拆屋一顿饭，建房三担米”，毁掉的东西，以后再想重新建立起来，就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了。

　　好在十年梦魇的历史已经结束了，戴在老师头上的“臭老九”的帽子终于被摘除了，教育战线又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尊师重教渐成风气，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日益提升。

　　如今，当我饶有兴致地回想起当年学习游泳的事情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王仪凤老师。王仪凤老师说话虽然不是那么和蔼可亲，但她没有骂我一句，没有打我一下，完全是从安全角度为我考虑，让我一度做了“旱鸭子”、“铁秤砣”，我也没有一句怨言和半丝忌恨。因为，我知道她的用意和初衷。看到现在每逢暑假，许多小孩偷偷下河游泳溺亡的新闻，我实在庆幸自己曾经遇到了一位负责任的老师。






作者：黄生龙金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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