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塘西榭出土的窖藏文物

朱庄初中1987

　　前不久，我参观了刚开馆的金坛博物馆，看到本人曾为之付出薄力的文物在灯下闪光，激起阵阵思绪。上世纪60年代，我曾参与发掘了薛埠春秋土墩墓的原始瓷罐和杨天河新石器遗址；70年代，与文化馆同仁在全县征集文物，举办了“首届金坛出土文物展”；90年代初，我在金坛文管会任职，负责地方文物保护工作，品尝了文物保护工作的艰辛和乐趣。

　　展厅陈列的尧塘西榭出土的窖藏文物，使我想起了发掘它们的过程。1990年11月14日，尧塘镇西榭村村民栾国孝建房挖墙基，一民工的钉钯砸破了一陶盆，钉钯齿上串了三个金属碗，从此，一个不知埋藏多久的窖藏文物重见天日。

　　这批文物出土后，我们文管会闻讯而来。文物被护运至文管会后，我们进行了清理工作，用淡酸、碱、清水，清除水锈，十分细心地逐步剔除细缝微孔、管壁拐角中的积垢，将混散的碎件，分别组合归原，时经数月。我们也确认这是一批珍贵的宋代文物。

　　这批文物均系白银质地，总计124件，其中许多器件鎏金，光亮照人，分别为餐具、首饰和佛像。

　　餐具有碗、箸、钵、杯、匙、盏等，其中，碗的造形尤为丰富，有鎏金高足富贵碗、八仙夹层碗、圈足碗、莲花碗、多子多孙碗、菱口碗、梅花夹足碗、撇足碗；匙，大小19件，其中一组7件，花纹不同，鎏金镂空，器形别致，是挑取羹液珍肴的稀罕餐具。

　　首饰，44件，以头饰品为主，如：金凤祥云发插、双首和鸣发插、三出富贵发插、五出锦葵发插、七出金桂发插并首龙安发钗、鸾凤发钗、玉兔饼头发钗、锦菊发簪等等。若是将这些首饰装配复原，定是冠大逾斗、华丽非凡。

　　这批窖藏文物，大多器件都模压了承制工匠的印押或铭文，印押有：徐四郎、徐陆郎、徐七郎、沈万贰郎、沈万陆郎、赵乙郎等等，共有23名工匠印押。在器件上模压××郎印押，是我国宋代工匠特有的时尚，因此，确认这是一批宋代文物。

　　综观印押，可见那时工匠们的家族性，考研这些印押，发现字里行间有各自的华饰记号，刻意防止假冒，能体现到古代责任制的实施，也客观地形成了古代的微型广告。有些器具上，刻注了质地和重量的铭文，以示承诺。在菱口碗上有铭文“建康”（南京古称），标明了产地。其工匠之多、品类之众、文饰之繁、造形的和谐统一，应是群体同筹的力作。由此可见，我国宋代南京银器作坊盛况之一斑。

　　这批银器技艺十分精湛，多件器具为国家二级文物。其中一尊佛像、两尊菩萨像，都是国家一级文物。佛像，菩萨像，脚下皆有双插，按佛像、菩萨像的造形常规，理应插立于莲花台。可惜未见此莲花台，今观其像尊容，想昔日莲花台，定是稀木精工，无奈朽融全无影踪。

　　佛像，有单尊，有一佛两菩萨组合。组合佛像，有释迦牟尼佛与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组像；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组像；药师佛与日光菩萨、月光菩萨组像。

　　本窖藏中的三尊像，其中有两尊形体相似，高21厘米，头戴宝冠，身着天衣，纹饰相同。宝冠画纹有别：一是化阿弥陀佛画纹，一是宝瓶画纹。宝瓶画纹者，双手持经箧于胸前。据《观无量寿经》讲，大势至菩萨形体及其身上装饰均与观世音菩萨相似，唯其宝冠上以宝瓶为标志，而观世音菩萨的宝冠上一般是似化阿弥陀佛为标志。由此断定，这两尊像分别为观世音、大势至两菩萨。

　　另一尊像，高24厘米，肉髻螺发，双耳垂肩，眉目修长，两眼微睁，上身内穿僧袛支，下穿裙衣，外着通肩大衣，右手施与愿印，左手作说法印，有释迦牟尼佛像和阿弥陀佛像的造形特点。《中国佛教图像解说》认为，释迦牟尼与阿弥陀佛的造形相似，所以仅从单尊像难以确定为谁。但是，它与观世音菩萨像、大势至菩萨像在一起，而观世音、大势至是阿弥陀佛的胁侍，那么此佛像定是阿弥陀佛像，这一佛两菩萨像正是佛教中的“西方三圣”像。

　　这“西方三圣”像，通体均浅刻铁线莲花，其形体酷似我国江南人的形体，比例均称，丰满端庄，衣褶文饰，线条劲挺流畅。它的造形艺术风格，有别于印度和我国西藏的造形艺术，已融合了中国汉族佛教文化和佛像菩萨像造型的特色。有著记述，我国佛像保存最多的是金、铜以及石的雕像，金坛发现的这银质“西方三圣”像，就更显珍贵了。

　　这批出土的窖藏文物，器件之多，形制之大、艺术之精，在金坛十分罕见，他们为研究宋代南京地区银器加工艺术和加工业，及中华民族文化、佛教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作者：殷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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